中国的养老体系，目前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由三大支柱组成：
这三大支柱，和居民储蓄一道，构成了你我未来养老的本钱。
这里面居民最关心的，当属覆盖面最广泛、社会关注度最高、承担养老经费最大的基本养老保险。
首先这是一段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
新中国的1951年，我国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养老保险做了明确规定：男职工年满 60 岁或工龄满 25 年 ，女职工年满 50 岁或者工龄满 20 年， 即可退休养老，养老金为退休前工资的50%~70%。这一阶段员工个人是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的，都是所在国企来负担。
这也是那个年代，无数人拼命想获得城镇户口、进国企的重要原因，这一思维至今还存在广大老一辈人的心中。
但这种制度在1984年中央发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土崩瓦解，国家要求国有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企之间原本共用的养老统筹“资金池”开始瓦解，加之国企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开始无力承担退休人员的养老负担。
例如当年曾是大连市创利大户的辽宁大连色织布总厂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退休人员太多，破产前，该厂的退休职工为 1503名，而在职职工仅有 1258 名，平均每个在职职工要负担1.2名退休员工，破产在所难免。
到了90年代中期，养老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在如何改革这个问题上，内部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
1、体改委方案：“大个人账户，小社会统筹”
2、劳动部方案：“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
两种制度各有利弊。
“劳动部方案”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也叫做“现收现付制（DB制）”，本质上是“向工作的年轻人收钱，养现在不工作的老人”，好处是运行成本低，弊端是老龄化后麻烦无比。
“体改委方案”是参考世界银行设计的“个人账户制（DC制）”，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这样效率更高，但可腾挪空间较少。
这两派争论得非常厉害，据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王建伦回忆，双方讨论起来经常拍桌子、瞪眼睛，甚至劳动部部长李伯勇也直接跟朱镕基吵。
僵持不下，只好在1993年同时向各省推荐两种方案，让各省去搞试点。于是各地纷纷出台自己的版本，有的以个人账户为主，有的以统筹账户为主，各地因职工工作调动引发的养老金缴费和计发争议不断。
到1996年时，政府察觉出了问题，决定紧急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副总理的指示下，7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下到14个省市跟当地一把手谈话，最终形成一份关于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工作规划，提交到了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这份工作规划上批了8个字：“关乎国运，惠及子孙。”
按照这份工作规划，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最终劳动部和体改委达成了一致，调研组给出折中方案：个人账户统一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1%（个人8%，企业3%，2006年调整到只有个人缴8%），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可继承；社会统筹部分由企业上缴，比例为职工工资的20%。
至此，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制度已经建立，使不同所有企业之间的职工可以自由流动，促进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正面作用。但跟中国诸多领域一样，这套基本养老制度也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
基本养老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未来3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这也就意味着养老金的缴纳人少了1.7个亿，如何用更少的年轻人，来养活更多的老人，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答案。
随着人口老龄化，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制度压力逐年增大，支出增速长期高于收入增速，支出规模也在2013年超过收入规模，而且呈现越拉越大的迹象。该部分差额目前由财政来直接补贴，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
企业年金制度也叫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被视作养老的“第二支柱”。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养老体系中的企业年金制度表现非常好，如美国的401（k）计划，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英国的职业养老金等，法国、瑞士的年金覆盖率几乎达到100%，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有50%左右。
但中国版的“401k”计划发展缓慢，截至2016 年底，企业年金累计结存只有1.3万亿，占养老保险体系资产总规模的16%（美国这个数字是61%）。另外，年金制度覆盖职工人数也只有2300多万，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2.6%左右，聊胜于无。
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企业本身已经负担了很重的养老成本，20%的企业缴费比例在全球属于较高的；
二是目前其他国家的年金制度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和员工可以以此避税，但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不足自然导致“第二支柱”发展缓慢。
第一支柱的“收不抵支”，第二支柱的“发展缓慢”，所以中国人的养老钱，看来看去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最后一个选项：个人负担的第三支柱。
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并不是一个类似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所以美国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OASDI）在养老体系里起的作用并不大，全美养老金总储备为 20 多万亿美元。其中，第一支柱仅有6万多亿美元，投资渠道限于储蓄和国债，收益率较低。
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例如，第二支柱里的401k计划资产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年金只有1.1万亿人民币），第三支柱里的IRA个税递延养老账户资产规模也超过了8.2万亿美金，占私人养老总资产规模的31%。
在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联合作用下，美国人的退休金可以达到退休前的84%（这个比率也称之为“替代率”，即替代退休前收入的比率）。
我国替代率目标是60%，但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情况下，目前替代率如下图所示：
在45%的现实替代率，和60%的目标替代率，以及80%的标杆替代率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举例说明：
2017 年末美国养老金总资产高达27.9 万亿美元，占2017 年GDP 的比例为144%。
相较之下，中国2017 年末养老金总资产（基本养老保险结余+企业年金结余）为0.9 万亿美元，占2017 年GDP 的比例为7.1%。
美国的“第二+第三支柱”之所以能够发挥真正的支柱作用，很大程度是因为四个字：税收优惠。
以第二支柱里的401k为例，国民在401K账户的缴费和投资收益均免税，直到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才缴纳个税。由于退休人员的收入较退休前普遍下降，纳税基数减小，再加入投资收益免税，所以优惠幅度很大。因此，401K 计划也被美国人称为“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同样得益于税收优惠，第三支柱里的IRA计划（个人退休金计划），发展速度比401k计划还要迅猛。美国政府对IRA计划也是采取“递延纳税”的策略，即向IRA里缴的钱可以在工资里税前扣除，几十年后提款时，再征个税。
受此激励，IRA的资产规模从1995 年末的1.3 万亿美元，增加至2017 年末的8.9 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9.2%，高于同期401k的增速，目前在美国养老金总资产的占比达到32%。
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要想让老百姓真金白银拿出钱投入到养老体系中，政府还是要拿出足够的激励措施，税收就是很好的工具。
在刚刚过去的4月12日，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首次提出了“税收递延”的概念。
政策内容也跟美国IRA方案类似：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缴费时税前扣除）；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免税）；个人领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返还时再缴个税）。
这其实意味着中国长期短板的“第三支柱”建设，正式开始启动。
第三支柱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于：税收优惠是否给力。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减税税率：个人扣除限额=min（当月薪酬×6%，1000 元），即如果你一个月1万的月薪，那么你买600块的个人商业保险，个税缴纳基数可以扣除这600块（最多可以扣除1000块）。海通证券经过测算，得出了下面这张表：
如表中所示，如果月薪2万，通过购买个人商业保险，最高一年可以减税3000块。预计随着试点的推进，扣除标准应该还会向上调整。
（美国IRA刚推出时也只有1500美元/年的扣除额度，后来逐步提升到5500美元）。
另外一个关键，则是：普通人能否方便地买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或者未来更多类型的税延型产品。
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是：将居民参与第三支柱的渠道，渗透到年轻人高频使用的移动支付当中去，以后当我们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就能轻松购买时，这养老的第三支柱应该就会飞速发展起来。